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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亚运会不和北京奥运进行攀比让亚运为城

2019-02-26 21:16:19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text_black_16_35_YaHei">  豪华世博之后,如何把国人的目光转移到仅在亚洲范围的洲际运动会,广州市以1226亿元投资和一场盛大隆重的开幕式敲响了第一声锣。三年间经历了奥运会、世博会的中国或许对成功举办一场亚洲运动会已经信心十足,但是以地方之力,如何将一场如此大的活动办成真正有利于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市民,对于中国及它的主办方广州都依然是十分陌生的难题。

显然,地处首都之外,加上广州的务实性格,让这场由地方首次举办的亚洲运动会,和20年前的北京亚运比,有了重新思考如何与城市建设结合的底气和时机。此次广州亚运会的许多决策,在政府主导之外,部分地容纳了公众的意见。这或许可看成是公民社会的影子,它尚不清晰,但这个亚运,城市和它的政府更加亲和。

广州:让亚运为城市让步?

这是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第一次离开中国首都,而在中国内地一个省会城市举行。一贯务实为先的广州对亚运的打造标准是“希望亚运遗产能让全体市民享用”

本刊/唐磊 万佳欢(发自广州)

筹备6年的广州亚运会赛程正酣,但组织工作依然状况不断:工作人员把拦在场外、同个地点的志愿者指路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工作人员不断混进赛场看台……

第一次迎来“大考”的广州依然“混乱”,但是从筹备到亚运会开幕,亚组委确实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中进步。

从筹办赛事、建场馆到制定各项配套政策,广州一直在用自己惯有的务实策略来应对第一次被“下放”到地方的国际综合性大型运动会。

第一次由地方筹办洲际性大型运动会

1000万元,广州亚组委上报2000多万元的帆船器材预算足足被砍掉一半。“预算要买的缆绳连起来足以绕地球好几圈了。”张清半开玩笑地对《中国周刊》说。而同时,亚组委预算中要买的6艘贵宾船也被他减了一半。

先后参加过5届亚运会和6届奥运会的张清是广州亚组委竞赛部的特聘专家,他的主要任务是给亚运会的核心工作——竞赛部分提意见、出主意。

在他看来,预算水分大的主要原因是没经验。此前,中国大陆已有多次举办大型赛事的经验,这种浪费或者不经意的铺张早该杜绝。

1990年8月初,张清曾有北京亚运会组委会的工作经历。一开始,他的工作是“填补空白”——当时的亚组委对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及各路贵宾的接待考虑周详,但对各国代表团运动员、教练员的接待存在疏漏。

开赛前半个月,张清带领38名联络官在内的577名联络人员进驻北京亚运村,负责对各国代表团“服务”,他们的服务对象包括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余人。

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一年的政治风波后,有国家开始抵制北京亚运,原定在北京举行的多个洲际赛事都改期举行,时任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甚至建议更换亚运会举办地点。虽然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断努力,北京亚运重新赢得信任,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北京举办亚运会的很多工作仍是被要求为“政治第一、政治挂帅”,一切都要提高到政治高度。

领导要求张清的团队进入亚运村后,把各国代表团的某些敏感问题和政治问题及时收集上报,这也是当时团队最重要的任务。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很多国家希望亚奥理事会剥夺伊拉克参加北京亚运会的权力。当时伊拉克足球队正在中国访问,恰逢亚运村开村,伊拉克奥委会希望足球队进村入住。可是伊拉克进村后,亚奥理事会如果禁止伊参赛,该如何是好?这让亚组委非常为难。

经过协商,亚组委说服伊拉克继续留住石家庄。一周后,亚奥理事会投票禁止伊拉克参加北京亚运会,伊拉克足球队也被送回国。

这是张清当时印象最深的、与政治有关的亚运会工作。此后,他发现自己的工作和角色逐步向“服务员”转变了,“我们慢慢开始管理各国代表团的吃喝拉撒睡,照料他们看病、购物等日常生活,”张清对《中国周刊》说。至于之前“记录敏感问题”的任务早已无从执行,完全被服务工作取代。

“当年印象比较深的一点是安保人员,工作特别认真鼻塞头痛怎么回事
,却常常用怀疑的目光斜眼看人。”已退休的新华社高级王俊璞这样回忆北京亚运会的印象。在这位经历多次大型运动会的人看来,“安保人员应该先把与会者当朋友,像在家里迎接客人一样,把警惕、严肃交给无情的安检门和检测仪,而将微笑写在脸上。”

“广州(亚运)应该比北京(亚运)更宽松自由、更人性化,”张清说。20年后,作为广州亚组委特聘专家,他曾建议广州的亚运氛围不要搞得太紧张,比如把外圈的安保做好,在亚运村内,一个武警都不应该出现,不要让大家感觉到压抑。

在经历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一些大型国际赛事后,中国已是“过来人”,亚运会在社会和许多民众看来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也是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第一次离开首都,在中国内地其他城市举行。

而广州也把这次“地方主场”的元素发挥到了极致。“闭幕式的名称是‘把你的歌声留下’,艺术形式是以广场式的歌剧为表演元素的,我们安排了9首亚洲各国典型的、大家耳闻熟详的歌曲,用独唱、领唱、伴奏、舞蹈等形式展现出亚洲大家庭愉快的场面。”广州亚组委庆典和文化活动部副部长宁肖周对《中国周刊》说,“闭幕式里面也会有岭南元素的体现,9首歌曲中,第一首歌就是广州童谣《月光光》。”

“月光光,秀才郎”,这首有多个版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和开幕式演绎的《落雨大》同为珠三角地区传唱最广的两首童谣,前者讲的是广州农村生活,后者描述了老城区的雨景。

从象征“羊城”的广州亚运会标志到开幕式的文艺演出,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届亚洲运动会姓广名州。

不和北京奥运比

“下面欢迎参加发布会的教练陈一雄,队员陈一冰……”男子体操团体决赛后的发布会上,亚运城体育综合馆媒体运行经理陈晓萍向在场的介绍。

中国体操队男队教练组组长陈雄听到这个错误的名字介绍后笑着摇了摇头,队员们一起看向陈晓萍。开始嘀咕名字报错,英文翻译看气氛不对,直接翻成“陈先生”。

当陈晓萍再次报错陈雄名字时,有人开始大声纠正。陈雄双手交叉在胸前,靠到椅背上,也不愿将错就错,直截了当地说“对不起,我的名字叫陈雄。”场下报以一片掌声。

主持人在比赛首日的低级失误显得极为引人注目。

地方举办大型赛事,最缺乏的是有经验的人才。北京能够出色地举办奥运会,跟赛事各环节工作人员经过多年多次实战考验分不开。而广州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国际大型赛事的举办经验。

广州亚组委曾派出工作人员入驻北京奥运会观摩学习,但据知情人向《中国周刊》透露,大部分人被安排在具体的工作岗位,缺少统筹策划层面的学习,对宏观的筹办方案不熟悉,以至于回到广州后,无法较好组织支撑起某个环节的全面性工作。

在奥运会的筹办中,每届组委会都有义务通过国际奥委会、向下一届奥运组委会提供他们的运行知识、经验和信息,即“知识转让”,确保每届赛事都能得到前人的指导。北京奥组委就曾向国际奥委会提供了两张光盘,里面涵盖了一整套赛事筹备、举办的理论指导和战略方案。

而亚运会并没有这样的参照程序,仅有纲要性的赛事指南,“亚奥理事会的这套标准相比于国际奥委会,严谨严密的程度都弱一些。组委会要按照指南做,同时也需要一种摸索,根据城市特点探索创造。”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对《中国周刊》说。

亚运会开幕头两天恰逢周末,而很多赛场的看台并没有多少观众,固然有赛事项目、水平及预赛阶段等诸多原因,但作为一届洲际综合性运动会,广州2010年10月8日(开赛前一个月)才最终定下赛程,售票自然受到影响。

广州亚组委也得到了国家各部门的协助,但受重视程度远逊于北京奥运会。在亚运会的核心工作环节——竞赛组织中,国家体育总局下辖的各运动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都被任命到广州协助,但各中心都要同时准备各种单项比赛、冬训等工作,精力有限。

高标准的北京奥运会成功之后,无形中成为很多赛事举办的标杆,就连全国运动会也难以幸免。

“广州亚运会的运行方案、场馆管理及组委会的整体框架等方面都参照北京奥运的经验进行,但在学习北京的过程中,亚组委发现有很多不容易学的地方。其实北京的标准太高,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很难复制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组委会官员对《中国周刊》坦承。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广州还是拉到了49家赞助,赞助金额是多哈亚运会的5倍,创下历届亚运之最,但要与北京奥运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北京奥运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亚组委在进行各项服务、策划时,都会参照这个标杆来鼓励自己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但许瑞生很清楚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他对《中国周刊》说,“我们的特点是按照自己的特色去做,无论场馆的建设、开闭幕式还是组委会的组织,都在寻找自己的特色。广州亚组委一直按照我们的承诺在做,不需要盲目去拔高我们的承诺。”

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也曾在一次亚运各单位召开的会议上强调:要根据广州的实际情况,把问题解决了为主,这是根本的根本。

“只要把比赛办成头痛脑胀见冷怎么回事
,这就是实际。”广州亚组委竞赛部特聘专家张清对《中国周刊》说,“我们给各个场馆发出的指令是:降低标准。只要不影响办赛就行;不要攀比,达不到北京那个规范就不要去达到。”

例如,北京在奥运会开赛前一年就建成了所有场馆,而根据实际情况,广州允许场馆在开赛前完工即可。

亚运会开幕前4天,由于公交系统不堪重负,广州市政府停止了“免费公交”的政策,社会反映褒贬不一。从亚运筹备到举办,广州市政府、亚组委的每一个举动都会面对民众、媒体的公开评价,这也是北京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时没有过的情况。

“组委会在用一种创新的精神做出自己的亮点,市政府也一直用坦诚、宽容、负责的态度面对所有的问题。”许瑞生对《中国周刊》说。

让“亚运”为城市服务

广州根据亚运会惯例,没让火炬进行全亚洲传递,而是通过旅行社组织境外游的市民担任亚运志愿信使,向旅行目的地民众宣传亚运鼻塞咳嗽怎么治疗
。这让广州节省了不少财力、精力。

此外,广州的务实更多地体现在场馆及亚运城的选址建设上。许多综合性运动会的比赛场馆、运动员村、媒体村都相对集中,而广州亚运会广州赛区的53个比赛场馆却有些“夸张”地分散在12个区市之中。

距离广州市中心约30多公里的广州番禺亚运城是一个全新开发的住宅群,分布着运动员村、媒体村、主中心、技术官员村,几乎所有的运动员、媒体人员都住在这里,而在它附近只有体育综合馆和沙滩排球场两个场馆。

不论运动员还是,每天都要乘坐亚组委提供的班车往返于各个赛场,其中最近的场馆离亚运城半个多小时,更多时候班车要开50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不同运动场之前的车程也多在半小时以上。

亚运城的选址原来有两套方案,一是靠近原有的广州奥林匹克中心区域,这是一个被广泛认为最容易实施的方案,因为这里有一批第九届全国运动会的场馆群,地处城市中心,离总共拥有15个亚运场馆的天河体育中心和奥体中心也不远。

但最终广州市仍选择了第二套方案——番禺的莲花山下。“这是希望亚运遗产能让全体市民享用。”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对《中国周刊》说,“广州要通过亚运场馆的规划布局,改善城市的空间,根据广州“南拓”的发展战略,亚运城将成为南部很重要的社区。”

“不停地奔波,永远都在路上”是住在亚运城的运动员和给人的最深印象。随着亚运赛事展开,赛程越来越密集,几乎每次遇见代表团成员或是,许瑞生都会听到大家疲于奔命的“抱怨”。许瑞生只能不断跟大家解释:这样做都是为了广州以后好。

在53个亚运会比赛场馆中,广州只新建了12个场馆,这些新馆都依照解决广州体育设施均衡问题而选址建设。其他场馆则是九运会、六运会和全国大运会留下的,虽然小,但足以应付亚运所需。

马术、射击赛场被分别建在路途更远的从化市和增城市。政府的盘算是,“可能会为两地新形态的旅游业或是新型的产业形式带来一些质的变化。”许瑞生说。

为了更便捷地到达分散的各亚运场馆,广州市着重完善轨道交通,现有80%的场馆与轨道交通相连。

一个有公民影子的运动会

在媒体强势背后,广州存在着一个比其他城市更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动地介入到政府关于亚运会的种种决策过程中,通过人大、政协,通过媒体,通过居民的行动,参与这场盛会

文/秋风

从筹备时起,亚运会就与中国曾经举办过的其他大型国际性运动会,及其他领域的重要展会大大地不同。

比如,对于筹备工作,广州媒体不只是报道建设的伟大成就,而是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场馆建设对民众产生负面影响,媒体也如实报道。这样的情形是其他主办城市所不曾有过的。

广州之所以在媒体报道上如此开放,固然是因为广州本身就有一个强大而优良的媒体传统,但也是因为,作为亚运会组委会之主体的广州市政府从一开始,就对亚运会有一个比较低调的定位,运动会只是个运动会,让运动会服务于城市的正常生活,而不是让运动会反过来支配城市。然则,广州市政府为什么会这样明智?

过去十几年来,运动会及其他领域的重要国际性展会,被各地政府当做重要的标志性活动来争相举办。很多城市争取不到有影响力的活动的主办权,就自己生造出各种概念,举办各种山寨版的活动。主办政府倾向于让这些活动规模最大化,如此一来,可以提高城市的国际形象。这样的国际形象,在城市政府眼里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另外,让活动规模最大化,政府也可以借此扩大征地规模,增加投资规模,实现土地收益的最大化。

由于上述种种考虑,主办政府倾向于以一种非常规的心态来对待这些活动。这个时候,固有的人力与资源的集中动员机制就会被启动:政府拨出充裕的资金,进行最为奢华的基础设施建设,场馆建设求新、求大、求洋。所有政府部门围绕这个活动,为此甚至不惜暂时搁置各部门的日常工作。政府在征地、施工建设过程中,也可能罔顾民众的权益,政府要求民众为了这个宏大的目标作出牺牲。

这样的集中动员机制确实可以生产出一个接一个惊奇:新、大、洋的场馆令人乍舌,各种宏大的演出场面令人震撼,整个活动让人产生足够羡慕感,甚至可能产生一定利润。而这些威望、荣誉、利益,也正是主办政府所追求的目标。

主办政府能够收获这些威望、荣誉、利益,当然也不错。问题在于,任何威望、荣誉、利益之取得,都是有代价的。而在集中动员机制下,这些代价通常会被转移给普通民众。同时,在集中动员机制下,这些收益的分配通常是不均衡的。具体地说,在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之间,向短期收益倾向手脚发热是高烧还是低烧
。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收益向政府倾斜。在民众中间,则可能向有权有势者倾向。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政府投入到运动会的所有资源其实都出自民众,而过分追求奢华、却交通不便的场馆,在运动会结束之后就可能归于无用。又比如,政府只追求运动会在当时所产生的轰动效应,而忽略城市从中本来应当得到的长远的体育、文化效应。

之所以出现这种收益的失衡,根本原因在于,大型活动的筹备完全是政府主导的,而政府又十分强势:在预算安排、场馆规划、交通道路建设、配套设施等方面,都是政府说了算。在此过程中,公众几乎无从参与,表达意见。

而面对这样的大型活动,公众与政府的思考视野其实是大不相同的。从事物的性质来看,政府的视野肯定是比较短暂的,尤其是在官员任期越来越短的情况下,他们会致力于追求短暂的轰动效应,为此,宁愿让大型活动压倒城市的日常生活。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倾向于使用集中动员机制。为了这个短暂的轰动效应,甚至可以下令让市民的日常生活停顿。

相反,公众的视野是长远的。毕竟,他们长远地生活在这个城市,他们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也关心这个城市在运动会之后的未来。对他们来说,大型活动固然也可以带来风光,但即便在大型活动期间,日常生活还要继续。他们也会希望,在大型活动之后,用自己的税款修建的那些设施能够被大家便利地使用。因此,公众必然倾向于让大型活动服从于城市的结构、节奏。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广州亚运会与众不同。其实,在媒体强势背后,广州存在着一个比其他城市更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动地介入到政府关于亚运会的种种决策过程中,通过人大、政协,通过媒体,通过居民的行动参与这场盛会。

因而,亚运会的决策,就在政府主导之外,部分地容纳了公众的意见。亚运会的运转,就不只是传统的集中动员机制在驱动,人们还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一些影子。正是这个尚不是很清晰的影子,让亚运会低调、务实了许多,让城市和它的传统更为亲和,让城市正常生活的负面影响也受到控制。

专访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

我不愿意广州以后用“亚运标准”

“我想当亚运结束,一个城市会进入常态化的管理,而不是什么‘亚运标准’。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城市进入一种更优良的行政管理、资源管理,而不是套用的某种标准”

本刊/唐磊 万佳欢(发自广州)

“广州还要磨合。”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肖天在亚运会开幕前公开谈论广州亚运会的不足之处,“综合性运动会业务性比较强,光认真还不够。”

面对自己人的批评,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许瑞生承认不足,就像他和亚组委团队,还有广州市政府,面对各方面的批评质疑一样,坦然接受,尽力完善,力求第一次在地方举行的亚运会得以圆满。

亚运会开幕3天后,许瑞生接受了《中国周刊》的专访。

中国周刊:各国举办亚运会、奥运会,开幕式都是突出国家概念,而这一次广州亚运的主题似乎更多地突出了广州这座城市,亚组委是如何考虑的?

许瑞生:广州亚运会在筹备之初就在寻找一种差异性,这体现在要做出自己的特色,而不是要COPY任何一届运动会。

并不是说一个城市就代表国家,城市是国家的一分子,代表着国家的一个缩影,尤其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多元的、兼容的。广州广东是岭南文化的诞生地,这种文化和城市性格吻合,岭南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周刊:这是内地首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举办国际综合运动会,地方筹办时有哪些先天不足?

许瑞生:广州亚组委,并不是广州市的亚组委,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和主办城市政府构成的组织,包括了省市中央各级各级的人员都有参与。

严格来讲,主办城市无论在省会还是另外的城市,基本上可以动用到各职能部门的资源,去统筹做事,也就是可以发挥体制的优势做事。

但非首都城市(举办)有本身资源、行政力量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在资源的调配、统筹上肯定也有不足。各项政策的审批,也有一个比较漫长的流程,还有一系列(不足)的东西。这需要组委会更加勤奋和努力地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周刊:相比北京亚运、奥运,国家对本届的关注期待是否没那么大了?

许瑞生:我再三强调,中央各部委都非常支持关心。国家体育总局也提供了大量的人员支持。组委会也非常珍惜这种支持。可能是因为地理的距离,在联络上会造成一种时间的耗费。

中国周刊:在亚运决策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经验不足导致的失误?比如试行免费交通,但因乘客太多无法实行又取消改为发放交通补助?

许瑞生:这个和亚运组委会的工作是两块,我所回答的是组委会的工作。组委会主要是做针对注册的运动员、媒体(交通出行)的工作。市民免费乘公交地铁是由政府的层面做决定。组委会是组委会。

中国周刊:你还有一个身份是副市长,政府制定这些政策时,你需要参加或提供意见吗?

许瑞生:我是副市长,相当于广州市政府派驻到组委会。政府决策时会咨询各方面的意见,有些会议我会参加。讨论免费交通,我是以副市长的身份参加的,不是代表亚组委。那是一个集体决策的过程,后来调整(改为发放交通补助)也是集体决策的过程。我更愿意谈我组委会的工作,请理解我。

中国周刊:广州亚运会场馆的布局比较分散,运动员村、媒体村、中心都离大部分场馆较远,带来了诸多不便。这是因为更多考虑了亚运后广州城市的结构和布局?

许瑞生:是的。广州在2004年就开始了整个亚运城市的计划,2005年亚运会场馆建设布局启动,2006年确定了布局。

其中提出了几种战略:一是多中心、多功能的综合战略;二是适当地积聚,而不是大积聚。这样可能会对运动员、媒体带来一些不便,但是也请理解,我们是为了城市所作的长远考虑;第三是场馆建设带动地区的联动发展。场馆布局中对旧城区注入新的活力,很多历史街区都得以恢复,城市的历史文脉也得以重新梳理。

这是一个完整的布局过程,既考虑到赛事的需要,更着眼于整个城市的长远的发展,是未来的、后亚运时代的发展。

中国周刊:亚运期间,广州在安保、交通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标准、策略。奥运会后,北京也有一套“奥运标准”,并会在某些时候成为一个高标准的代名词。广州的“亚运标准”在日后的特定时期会沿用吗?

许瑞生:广州亚运会对城市一个很特殊的贡献在于,城市本身规则的完善和行政理念的优化。

从我个人的理解,我不愿意用“亚运标准”。我想当亚运结束,一个城市会进入常态化的管理,而不是什么“亚运标准”。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城市进入一种更优良的行政管理、资源管理,而不是套用的某种标准。

中国周刊:志愿者告诉说亚运是一个大Party,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印象?

许瑞生:广州亚运会筹备过程中,一直追求一种导向——这是一个欢乐的Party。当运动会回归到体育的本质中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快乐。亚洲的年轻人来这里竞技、进行交往的过程,更多的是快乐。所以组委会无论在宣传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工作方面都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

中国周刊:这个目的现在达到了吗?

许瑞生:我很难说这个话题。我看到我的同事都是很累的,晚上要熬夜,所以我现在很难看出他们觉得现在是一个Party。不过我的同事都说:累,但是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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